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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離不開體制機制創新

  =王一彤

  = “非常饑餓”,著名生物學家、西湖大學副校長許田教授這樣形容中國企業家當下對科技創新的渴求。

  基礎教育與科技創新互為因果關系:有扎實的基礎教育作為“累土”,方能筑起科技創新的“九層之臺”;而有了科技創新的興旺繁榮,才能吸引更多年輕人和優秀人才投身基礎教育的學習與研究中來。要滿足經濟和企業對科技創新“非常饑餓”的追求,需要大量的真金白銀和大力度的體制改革這樣“硬核式”的投入。

  近年來,我國在基礎教育領域的投入持續增長。除了真金白銀的投入外,還有不少瓶頸有待突破。首先是教育成果的市場轉化效率尚需提升。許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缺乏頂尖科技人才,特別是科技轉化人才,因為把研究成果最后轉化成產品,需要聯合攻關。他認為,在我國,把科學成果轉化成產品,主要在高科技初創企業中完成,而改革開放40年來歸國的留學人才在大學主要從事學術工作,很少有人在高科技初創公司工作,這是一個很大的瓶頸。

  許田眼中的瓶頸,對科研成果的轉化形成了掣肘。誠如任正非在接受采訪時所言,如果不重視教育,我們會重返貧窮,而只砸錢是不行的,要砸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踏踏實實在數學、物理、化學、神經學、腦科學等各個方面努力地去改變。就是說,我們不僅要砸下真金白金,還必須科學地砸,讓教育種下的“良種”盡量多地結成碩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盡管近年來我國科技研發投入增長較快,但產出效率不高。從反映專利質量水平的三方專利來看,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比較大。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2014年中國的三方專利數量僅占全球的4.6%,日本占31.2%、美國占27.2%、歐盟占24.7%。產學研脫節現象仍未扭轉,大學、科研院所尚未與企業形成有效互補,年底比特幣將突破4萬美元,創新人才仍難以在產學研之間自由流動,產學研有效合作有待加強。

  加強產學研合作在國內的一些發達地區出現了很多好的做法。例如,在廣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匯集了浙江大學華南工業技術研究院、清華珠三角研究院、中科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等多個產學研合作機構。這些機構的模式都是由高校的專家學者牽頭孵化企業,得益于此,一批扎實鉆研技術的科創型企業在其中逐步成長,并已經研發出不少成熟的產品。并且,這些企業也為相關行業的碩士生、博士生提供了實戰的平臺。類似擁有高校強有力技術支撐的企業孵化平臺,可以更多一些。

  另外,我們需要從體制機制上“開刀”,釋放基礎教育的創造力,用許田的話說,就是要營造“良性教育生態”。他認為,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正是得益于多種形式的企業在市場上良性競爭,在教育方面也應如此。他呼吁,在教育領域應有多種形式的機構,不但有公立學校,還可以有社會力量舉辦的、國家支持的新型的研究型大學。營造良好的教育生態、培養多樣化的科技人才,離不開多元的教育形態和培養模式。因此,在體制機制上,除了公立大學外,我們還需要培育一批小型私立研究性機構以及高質量的職業技術院校。

  對于科技創新,尤其是一些“硬科技”,“硬核式”的資金支持不可或缺。“硬科技”的壁壘足夠高、擁有難以模仿和復制的關鍵核心技術,例如,人工智能、基因技術、航空航天、腦科學、光子芯片、新材料等前沿高精尖科技,與國家核心競爭力休戚相關。這個領域的投資風險大、周期長、回報慢,因此不受傳統金融資本的青睞。“硬科技”需要長期性的資金支持。在日前召開的“2019硬科技生態戰略發布會”上,北京成立了首只“硬科技”基金,重點關注“硬科技”投資,基金設立規模6億元,實際到位9.2億元。據了解,這只基金重在支持科研成果的產業化轉化。科學技術通向產業化的過程中存在鴻溝,尤其是自主研發的“硬科技”更需長期性資金投入,如果在轉化過程中得不到充分資金支持,很難真正落地、為市場所用。因此,提高科研成果的轉化成功率,需要更多類似“硬科技”基金這樣的“硬核式”資金的馳援。

  配套的體制機制改革對于科技創新的突破同樣必不可少。不可否認,在科技領域,我國尚存一些體制機制障礙,王一鳴在其研究中把這些障礙總結為:政府對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發展的管理仍存在“越位”“缺位”“錯位”問題,該放的沒放活、該管的沒管住。在市場準入方面,重審批、輕監管,監管能力未能及時提升;在維護公平競爭方面,存在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執法不嚴等問題。